寒粥

写下沉默

无论过了多久，我都会想起我在凌晨三点的北京站拨出的那个电话。

寒假回家，零点下了火车。匆匆跑到麦当劳找座位，等第二天最早的地铁回家。天气极冷。在靠窗的位置找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座位，对面横躺着一位约莫四十多岁的大叔。他和外面的流浪者一样，裹着一件灰红配的破旧的羽绒服，戴着一顶漏了洞的黑色针织帽。

冷风敲打着橱窗。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我勉强挤进小椅子里拿起书看。睡醒的大叔留神到我的课本，张大眼睛，指着却说不出话。

大叔是一位聋哑人。来自福建莆田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子。家里有一个哥哥，母亲早逝。天生聋哑的他在好不容易娶到当地的一个女人之后，去福州的一家报纸印刷厂工作。他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；只是后来，印刷厂的老板携款逃了，他空手回家。然后便是妻子离他而去，带走了儿子。他只好拿着多年攒下的钱买票来北京想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。

我手上的课本，就是他们厂子印刷的。

他拿着我给他的笔，又写下了很多话，告诉我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是他在北京认识的第一个人。我起身给他买了一杯可乐。他翻遍身上所有的兜，只有残疾证身份证银行卡，还有一张特别破的一块钱。我摆了摆手，示意不用他给钱。

他像小孩子一样听话的点点头。我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，为他写了一份“简历”。我把他的基本情况工整地写在纸条上，把纸条交给他，并且写字告诉他可以试试拿这张纸条找一下工作。我们用笔聊了一个晚上。

快到三点的时候，他小心翼翼地拍了拍我，递给我银行卡。他比划着告诉我他是想让我给他父亲和哥哥打电话，给他汇一点钱。我点头答应了。

我和他手指对着手指，不断地确认银行卡号有没有写错。然后，我在凌晨三点，立在北京站空旷的广场上，给远方的福建打了电话。我先是给哥哥打，无法接通；然后是给他父亲打。

接通了。对面说了一句“是谁啊？”，听起来像是他年迈的父亲。“您好，您的小儿子在北京，他想让您给他汇点钱——”我还没说完，他父亲就在电话里带着浓重的口音喊着，”别骗人，他哪里有钱去北京！“

然后挂了电话。于是我又重新打了一遍，我一看到接通了，就连忙跑回麦当劳把电话放到大叔的耳边。大叔接过手机，也还只是张着嘴说不出话。

他涨红了脸。也许，是被冷风吹的，显得有些滑稽。麦当劳里坐满了人，有带着小孩子探亲的父母，有出差的中年人，也有一些睡在大包小包上的农民工。屋里格外热闹。

突然，他含糊不清但却十分用力地喊了声，爸爸！他只是说了这么一个词，就似乎再也说不出别的了。他没合上嘴，只是呆呆的。

周围静了下来，所有的人，都看着他或者看着我。他似乎用微弱的听力，听到了电话挂断的声音。他默默地把我的手机放到我面前，把可乐杯也推了出去。

然后，他哭了。嚎啕大哭。一个四十多岁一脸凶相的男人，在凌晨三点的北京，在彻夜通明的麦当劳，坐在我对面哭个不停。所有的人，就连在柜台里的姑娘也停了下来，怔怔地望着他。我递过去几张纸。旁边一个戴着眼镜的姑娘也递了几张纸。好像有人抢一样，他夺过可乐，猛喝两口。然后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于是我又给北京残疾人协会打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一个明显被吵醒的小伙子。听完我的说明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，“现在不是上班时间。”也挂了。

我把几乎所有行李箱的衣服和现金都给了他。

他说他爱吃苹果，很久没吃了。我们约好一周后在麦当劳门口见，我答应给他买一袋苹果。我们在清晨挥手告别，他想跟我进地铁，但是终究是怯怯地转身了。

自那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

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五年。我多次在文章里、文学社的授课里提到它。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故事。但是因为这样一件小小的事，我彻底改变了多年的行文风格。

我印象最深的，是我问大叔：你为什么要来北京？这么远，花那么多钱。

大叔回答我，除了福建之外，他只知道有个首都北京。北京是大城市，在这里，一定能找到工作。

我几乎条件反射地写给他，您一定能找到工作。

但他拿着我给他写的简历纸条，低着头沉默了很久。我也沉默了很久。我知道，我们沉默的原因不同，但我悲哀于这种不同。我们身在一处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喝着同一杯可乐，却做着不同的沉默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告诉自己：我应该写下来。写月光也照不见的角落，写被岁月遗忘的人。于我而言，于这片土地而言，都异常急迫。

直到今天我都在时刻问我自己，我能够做什么？我应该做什么？我是为了谁而做？

我想，我应该、而且只能用一生的实践去回答。